“《大雅·板》：上帝板板，下民卒瘅。出话不然，为犹不远。靡圣管管。不实于亶。犹之未远，是用大谏...”
“...敬天之怒，无敢戏豫。敬天之渝，无敢驰驱。昊天曰明，及尔出王。昊天曰旦，及尔游衍。”
“《大雅·荡》：荡荡上帝，下民之辟。疾威上帝，其命多辟。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谌。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
“...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人亦有言：颠沛之揭，枝叶未有害，本实先拨。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
行宫里，充做大殿的大帐内，天子及朝臣正在听学者讲经论史，主讲的学者，为经学名家刘炫、刘焯，此刻，两位不是朝堂高官，而是以饱学大儒身份，用儒学经典为工具，为天子解惑。
天子的困惑，来自《梁书》，来自于梁武帝的不得善终，对此，必须要弄个明白，以免重蹈覆辙。
对此，刘炫、刘焯分别以《大雅·板》、《大雅·荡》进行解释。
《大雅·板》，是周大夫凡伯讽刺周厉王无道之作；《大雅·荡》，是假借周文王之口，感慨殷商纣王无道，以此讽刺周厉王之作，二刘今日提及《板》、《荡》，当然不是暗讽当今的周天子。
《板》、《荡》是《诗经·大雅》的诗篇，后世多以板荡连用代指政局混乱或者社会动荡，梁国太清年间的太清之难（侯景之乱），就称得上“板荡”。
以《板》、《荡》来解释“板荡”，正好合适。
《大雅·荡》中，有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刘焯对此作出解释：这段话，有两层意思。
第一层意思，是陈述一个事实：世间之事（人）没有不能善始的，可惜很少有能善终的。
第二层意思，是作者“劝”世人（实际是劝谏周王）善始善终。
刘焯以此为例，对梁武帝不得善终一事进行评价：梁武帝萧衍善始，不得善终，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无关，纯粹就是因为身为一国之君，没能把国家治理好所致。
他这么一说，在场大臣们不由侧目：这算是为梁时佛教说情了？
大家都知道，刘炫、刘焯是宇文温的潜邸旧人，这两位经学名家的辩术高超，是天子在学问方面的马前卒，所以，大家都认为二刘会在今日对佛教“宣战”，结果....
把梁武帝的不得善终，归于“身为国君却不务正业”？
刘焯又说：“陛下，《道德经》云：受国之垢，是谓社稷主；受国不祥，是为天下王。”
“梁帝身为南朝社稷主，本该受国之垢，却沉迷拜佛诵经，甚至多次出家，该承担的君王职责不承担，做不到善始善终理所当然，以至于为人所趁，导致江山倾覆，连累百姓受苦。”
宇文温闻言点头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，朕，当引以为戒。”
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两位是一唱一和，但文武百官，无论立场是崇佛还是反佛，都无法心生鄙夷：天子可是摆开堂堂之阵，对梁武帝之得失进行分析。
并不是一味地将责任推到崇佛上，而是从一个国君的“本份”切入。
一国之君，可以有自己的爱好，崇佛也好，崇道也罢，只要以文武治国，不荒废政务，其实都没关系。
但是，若不务正业，成日里想着出家，大规模兴建佛寺、剃度僧尼，以至于影响国力，那就是不务正业，搞出祸事又有什么奇怪的？
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，乱世中君王都活活饿死了，寻常百姓的日子又能好到哪里去？
按照二刘以《板》、《荡》为例的解释，梁武帝不得善终、梁国百姓家破人亡，最大的原因，是梁武帝身为君王却“不务正业”。
至于佞佛，确实削弱了梁国国力，但不是直接原因。
二刘的说法倒也简单：佛教不是治国之道，也配挨骂？
为何梁国会有太清之难？
一，因为臣不忠。
都督京师诸军事的萧正德，打开建康城门引狼入室；勤王军主帅柳仲礼，坐拥数十万兵马，却在建康外围按兵不动，眼睁睁看着叛军围台城，无动于衷。
又有大量梁国文武投靠侯景，是助纣为虐。
二，因为子孙不孝。
父亲、祖父被困台城，梁国皇子、皇孙们表现各异，有人想要勤王救驾，但更多的人却拥兵不动，想要渔翁得利：借叛军之手害死父亲（祖父）、太子，自己好有机会继承大统。
三，因为兄弟不悌。
国难当头，梁国宗室不思御敌，反倒兄弟阋墙，相互攻伐，视手足如寇仇。
以上三条，但凡梁国宗室、官员做好一条，纵然佞佛导致国力衰退，又能有侯景什么事？
萧正德不开建康城门，侯景叛军急切间攻不破建康，就只能流窜别处，惶惶然如丧家之犬。
柳仲礼若不是作壁上观，侯景叛军又如何能够从容围困台城数月，以至于最后得手？
若梁国宗室齐心协力，果断合兵驰援建康，心中有鬼的柳仲礼面对宗室诸王，敢对建康作壁上观？
勤王兵马四面合围，侯景叛军不要说围城，就连自保都难。
臣不忠、子孙不孝、兄弟不悌，太清之难的发生，和佞不佞佛有什么直接关系？
实际上，梁武帝的“失”，在《板》、《荡》二文里就能找到“影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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